2025年12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同法国总统马克龙进行友好交流时指出：“每次来到都江堰都能感受到先人因地制宜、顺势而为、天人合一、治水利民的伟大，从中汲取到治国理政的智慧。”在成都平原，水既是自然的馈赠，更见证着绵延两千余年的治理长卷。成都的物阜民丰，离不开历代修筑并密集分布于城乡各处的大小河堰。都江堰、通济堰、湔江堰三座古堰，如同三颗明珠，镶嵌在蜀地水系之上，书写着“道法自然”“制度为尺”“文明化人”的治理智慧。
古代的成都平原，水旱灾害严重。发源于岷山山脉的岷江出山口地势陡峭，水流湍急，到成都平原后因水速骤减，夹带的大量泥沙和岩石沉积淤塞河道，使这里长期受“旱涝交替”的困扰：汛期洪水泛滥淹没西部，枯期东部农田严重缺水。其时，经过商鞅变法改革的秦国国势日盛，秦国名将司马错认为“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强调巴、蜀在统一中国过程中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战国末期，秦昭王委任精通天文地理的李冰为蜀郡太守，根治岷江水患，发展川西农业。李冰以“道法自然”之智，不筑高坝、不逆水性，开创了“无坝引水”的独特方式。
都江堰
李冰选定岷江出山口玉垒山为堰址，在当时铁器尚未普及，也没有火药的情况下，采用火烧岩石、再浇冷水的方法，使岩体热胀冷缩而自然爆裂，历时数年凿出宽约二十米的宝瓶口，将岷江的水导入成都平原。随后，李冰用竹笼装卵石，堆积在江心，形成一个鱼嘴般的狭长人工岛，将岷江一分为二，实现枯水期内江引水六成以保灌溉、洪水期外江分洪六成以减灾的“四六分水”动态平衡。最后，李冰在鱼嘴与宝瓶口之间修建溢流低堰飞沙堰，利用弯道环流与离心力，将约八成的沙石排入外江，剩余进入内江的泥沙，也会由飞沙堰再次甩向外江，实现“二八排沙”的动态调节。三大工程依托自然之力，使成都平原蜕变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
这一“因地制宜、顺势而为”的治理哲学，为后世所传承。都江堰市检察院立足流域生态保护与文化遗产传承，将千年治水智慧融入检察公益诉讼实践，推动大熊猫国家公园形成“生态修复+碳汇补偿”的复合修复模式，打造“都江堰灌区水利保护公益诉讼示范区”，牵头成立岷江流域生态环境资源保护检察联盟，推动相关部门投入资金修缮二王庙、灵岩寺、千佛塔等历史文化遗产，创新建立遗产保护公益诉讼风险提示函制度，以“深淘”之韧清除生态积弊，以“低堰”之智预留自然空间。
从都江堰顺岷江而下，至南河、西河、金马河交汇处，便是通济堰。通济堰干渠向南绵延近百公里，一渠活水浇灌了成都市新津区、眉山市彭山区、东坡区、青神县四地52万亩良田，成为天府粮仓南部核心灌溉命脉。这座始建于西汉的古堰，走出了一条不同于都江堰“工程治水”的“制度治水”之道。
通济堰
清代乾隆、道光年间，通济堰灌区因水系互通、地界交错，滋生出上下游截水争灌、岁修推诿、管护缺位等民生弊政，水权纠纷屡屡发生、灌区治理乱象丛生。为破除县域治理壁垒、规范用水秩序，蜀地先民摸索出一套管理运行规则。乾隆二十年（1755年），彭山知县张凤翥制定通济堰首部规章《详议通济堰善后事宜》七条；道光元年（1821年），眉州知州吴友篪制定《通济堰章程》；道光中期，新津知县宋灏又制定相关章程十二条，形成了层级分明的制度体系。这套水利律法体系，包含冬闭春开、平梁分水、按亩摊工、联合巡河四大核心制度：严格遵循蜀地春旱的农时水文规律，在每年立春至春分的春耕灌溉关键期，统一关闭上游闸口，保障下游春灌；利用渠首的分水设施按比例公平分配水量，杜绝人情分水、私扩水量的乱象；岁修清淤、坝体加固、渠道修缮的人工与经费按田亩均摊，田多则多担、田少则少出；新津、彭山、眉州三地派员每日乘船巡渠清淤，设置堰总、堰长分级管护，权责清晰、跨地协同。碑刻条文字字清晰，以成文规约化解跨地域用水矛盾，为后世跨区域水环境协同治理留下了珍贵的参考。
千年之后，跨区域治水护绿的智慧在检察公益诉讼中焕发新生。面对通济堰灌区跨成都、眉山两市的行政壁垒，在四川省检察院的统筹下，成都市检察机关推动建立跨区域协作机制——成都市新津区检察院联合下游眉山市东坡区、彭山区、青神县三县（区）检察院，针对渠道淤塞、违法排污、侵占灌区等问题开展联合监督，督促主管部门于上游设置拦截网和打捞点，关停违法养殖场和洗车场，对辖区内畜禽、水产养殖开展全面排查，分流整改雨污并修建收集池收集生活污水进行再利用。四地检察机关还与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通济堰管理处共同签署了《共建通济堰灌区水利保护公益诉讼合作方案》，构建起“检察长+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合作机制，破解通济堰跨区域水体污染难题。
在彭州湔江河畔文翁祠内，悬挂着一副清代楹联：“东流不尽汉时水，西望长陪秦守祠。”楹联将西汉文翁整治湔江、治理蜀地的功绩，与秦代李冰修建都江堰的贡献并列，道出蜀地治水事业一脉相承的历史脉络。都江堰依靠宏大工程奠定天府之国的根基，通济堰凭借完备的管理制度树立古代水利治理典范。湔江堰，则见证了文翁治水安民、兴办教育的双重举措，蕴藏着中国传统治理中德法相济、先富民再教化的治理理念。
湔江堰
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文翁为蜀守之后，办了两件大事，一是修水利，“穿湔江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顷”；二是办学校，“是时世平道治，民物阜康……翁乃立学”。公元前141年，文翁在繁水修堰，上游“疏浚九河”使之汇集，下游“湔水九分”灌溉土地，将“天府之国”的灌溉版图从岷江流域拓展至沱江水系。在筑牢民生根基之后，文翁将治理重心转向文教德化，于汉景帝末年在成都城南修筑石室学宫，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地方官学，后世称“文翁石室”。文翁不仅面向全郡招收各县学生，为学生免除徭役赋税，挑选郡县吏中“开敏有材者”亲自教授，开启了蜀地崇文重教的先河。文翁石室历经岁月洗礼，演变为今成都石室中学，系中国有确切记载、连续办学时间最长的地方官办学校。
治水以兴民，兴学以化民。文翁修建湔江堰、创办地方官学的做法走出了一条“先富后教、德法兼治”的治理道路，蕴藏着中华法系德主刑辅、教化先行的传统智慧。湔江堰水利工程、文翁祠、摩崖造像等多处“水脉+文脉”文物遗存，是承载蜀地教化文脉的核心载体。为保护这些珍贵遗存的风貌，2025年7月，彭州市检察院向主管部门、属地政府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开展文物本体抢险修复、违法建筑停工拆除、环境整治与风貌协调等工作，推动7处存在风险隐患的文物得到及时有效保护，并同步推动主管部门对全片区水利文物开展数字测绘建档，安装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标志碑，并对15处文保建筑实现全信息三维数字存档，为湔江堰成功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筑牢法治保障。
时至今日，成都平原上的治水之道，始终在“顺势而为”中生生不息，在“以法为尺”中继往开来，在“春风化雨”中绵延不绝。
